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驻外记者如何运作长期选题？
2015年冬至2022年春，我在中新社德国分社担任首席记者。常驻柏林期间，为了完成一篇通讯，我前后准备了近一年的时间，换言之，驻外总时长的六分之一都在酝酿一篇稿件。这或许与人们印象里通讯社“短平快”的发稿风格相悖，而更近乎于如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长期主义”。
下面我就尝试择要复盘这条耗时近一年的稿件出炉的过程，兼以纪念难忘而充实的驻外岁月。
正式飞往柏林赴任前夕，我偶然接触到了“沈阳九君子”的故事。“沈阳九君子”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当地的九位爱国义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死搜集日军罪证，并设法交给了国联调查团。
调查团最终发布的《李顿报告书》（Lytton Report）中明确认定日本是侵略者，不承认“满洲独立”。
从一位同行口中，我了解到，九君子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而巩天民的后人巩捷如今生活在德国法兰克福，她曾经前往日内瓦万国宫，从国联档案中寻找到九君子当年送交给李顿调查团的原始材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立即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道选题。从北京飞往柏林十个小时的航班上，我一直在构思着“沈阳九君子”和行前读到的“汉堡失落的唐人街”两个选题。尽管是第一次去德国，但我感到十分笃定，因为我预感到，自己这次很可能是“怀揣”着重量级选题赴任的。
到柏林安顿好后，我马不停蹄地一边搜集资料，一边联系巩捷女士。
2016年4月21日晚，我终于在法兰克福第一次见到了巩捷。原来，“沈阳九君子”将冒死搜集的日军侵略罪证放在一个布包内，外面用英文绣有“Truth”（真相）字样。如今这个布包和《李顿报告书》原本都珍藏在万国宫的国联档案馆内。
▲巩捷在法兰克福家中讲述祖父的传奇人生
告别巩捷，我开始试着联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并最终与办事处档案馆馆长、美国人科林·韦尔斯取得联系。
我问科林·韦尔斯，我是第一个和你们接触希望采访“真相”布包以及《李顿报告书》的中国记者吗？科林·韦尔斯答曰：据我所知，是的。听闻这一点，我眼前犹如见到了新大陆。至此，我彻底下定了决心，要去一趟万国宫进行实地探访。
面对卷帙浩繁的国联档案，我至少需要一整个星期（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呆在日内瓦做研究，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能否确保拿出成型的稿件、不浪费宝贵的经费？所幸总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最终得以在同年8月下旬前往日内瓦。
走进万国宫阅览室，科林·韦尔斯指着身旁一大箱档案对我说，我们已经提前为你调取了《李顿报告书》原文、国联围绕李顿调查团的历次会议实录，“当然，还有你此行最重要的目的——‘真相’”。
▲科林·韦尔斯展示作为《李顿报告书》附属材料被收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真相”布包
无暇欣赏窗外绝美的勃朗峰和日内瓦湖风景，我打开电脑和相机开始飞快地做起了笔记和翻拍。
一周时间飞快过去，带着数个G的资料和被历史原稿所深深震撼的心灵，我结束了在日内瓦的探访。在日内瓦期间，我还采访了日内瓦大学日本历史专家皮埃尔·弗朗索瓦·苏伊里，请他以欧洲人的视角对这段历史作出评价，特别是今天的日本应当如何面对侵华历史。
2016年9月17日，在九一八事变85年前夕，笔者的稿件《历史深处的证言：寻访联合国珍藏的“九一八”真相》正式发出。次年，这篇采访足迹跨越中国、德国和瑞士三国，前后耗时近一年采访和打磨而成的稿件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文字通讯类三等奖。
复盘写作此稿历程，有三点心得：
（1） 眼光犀利。当一个好的选题浮现时，一定不要放过它。
（2）谋定后动。好的选题更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这至少包括查阅资料、实地探访、多方采访。笔者的另一篇流传较广的关于汉堡唐人街的稿件（链接：德国唐人街最后的守望者），背后同样也是一年左右的探寻。
（3）团队协作。作为驻外记者，深知上述一切都离不开领导对选题投下的“信任票”，以及后方编辑对稿件的纠错和优化。
事实上，回首驻外记者的生涯，几乎没有一项努力是白费的，尤其当你持之以恒时。如果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台词来形容，那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